黄宾虹先生论印时说：“一印虽微，可与寻丈摩崖、千钧重器同其精妙。”

毕业季。杭州长江实验小学举行毕业典礼上，六年级毕业生王思谕，把自己亲手刻的40多方印章和印谱发到每个同学手上。有人反复看石面上自己的名字，有人举到眼前端详，翻过来看底部的篆书，再翻回去。

“同学们收到各自专属的印章后，他们的嘴角笑得比AK还难压。”她形容同学们的表情时，脸上满是藏不住的自豪。

为了这一刻，她在客厅的长桌前坐了足足2个月。石料、篆书字典、刻刀、印泥摊了一桌子。

说起为什么想到刻印章送同学，她说：“临近毕业，看着朝夕相处6年的同学，我想送大家一份特别的毕业礼物。但是网店上的毕业礼物总觉得少了点心意。后来就想，我会篆刻呀，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特长给每个人刻一方专属的印章呢？每个人的名字都不一样，每一方印章都是独一无二的。我觉得这样特别有意义。”

40多方印章，从选石料、打磨石面，到查字典设计印稿、操刀篆刻，全部工序由她独立完成。印谱也是她自己做的，每人一份，盖满了全班的名字。

有同学说，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用心的礼物，一定会好好珍藏。班主任朱慧老师说，这份毕业礼物不仅饱含着她对同窗6年的珍视，更在班上所有孩子心中播下了一颗文化传承的种子。

那些刀锋磨出的时光

王思谕的篆刻，是从幼儿园中班开始的。

起初只是看，看父亲在书房里握刀，一坐就是大半天。“我小时候就好奇他在里面干吗，然后推门进去，坐在他椅子旁边看着。”她说。

看着看着，她也拿起了刀。最早刻的是自己的名字，“王”字笔画少，容易上手。“那时候年纪小，刻石章还是比较难刻的，得花好大劲，手也被划伤过。”

最难的不是刀法，而是坐得住。“一开始基本功，我也是得学的，什么直刀什么拐弯，系统练习的时候会很无聊，练个几下我就想跑了。”她说。父亲从不逼她，等她什么时候想刻了，再坐下来。现在，她已经能独立完成40多方各不相同的姓名章了。

聊到这里，问她这一路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觉得应该是在刻章时，我大脑分泌的内啡肽。”她说完自己先笑了。

坐在一旁的父亲听到这里，接过话头：“家长要善于发现孩子的闪光点，让她在成长过程中尝到成功的喜悦，攀上属于自己的那座‘高峰’。很多人一辈子都没登过山顶。一旦你登上去，就会知道过程虽然辛苦，但站在山顶往下看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和自豪感是任何事情都给不了的。”

王爸爸觉得这次刻印章就是女儿的一次“攀峰”。

方寸之间，有信

但印章对王思谕而言，承载的东西远不止是一次“攀峰”。

印章在中国人的传统里，从来就不只是一块刻了字的石头。

“印者，信也。”秦汉以来，从帝王的玉玺到文人的闲章，一方印就是一个人留在世间的标记。它不像签名那样转瞬即逝，刻进石头里的文字，经得起时间的打磨。

在人生毕业的重要节点上，收到一枚刻着自己名字的印章，便有了某种仪式感。那不是西式的鲜花与烛光，而是东方的情感表达，把情意刻进石头里，让它不腐不烂。

杭州这座城市与印章的关系尤其深。

120年前，丁辅之、王福庵、叶为铭、吴隐，四个年轻人在孤山创办了西泠印社。创社之初他们立下规矩：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百余年间，战火、运动、变迁，西泠印社起起落落，但孤山上的摩崖石刻和印谱书稿一直没有散。一代一代的印人守着这些藏品，从未让它散失。

如今孤山南麓的柏堂、竹阁、四照阁，每一处都还留着前人的印迹。那些刀笔间的线条，从百年前一直刻到今天。

120年后，一个12岁的女孩在自家客厅里俯身握刀，为朝夕相处六年的同学刻下姓名。她大概没想过，自己手中的这把刀，和百年前孤山脚下的那些刀，刻着同一条脉络。

百年刀锋的回响

“印谱其实就是一本同学录纪念册。”王思谕说，“当同学们将印章拿出来使用时，就会想起我，这比普通的同学录多了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温度。”

一个12岁女孩大概没听过“文脉”这么大的词。她只是想做一件事：把朝夕相处六年的同学的名字，刻进石头里。

采访结束时，王思谕坐回长桌前。她说想给自己也刻一方印章，就刻“10后的浪漫”五个字。

刀锋落下去，沙沙声又响起来。细小的石粉落在桌上，夕阳从窗口照进来，粉末浮在光里，像时间落下来的灰。120年前，孤山脚下的那4个年轻人，也是在这样的光里，一刀一刀刻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