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神探”李昌钰逝世:我一辈子都在做傻瓜
都市快报综合 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3月27日发布公告说,美籍华裔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当天在位于内华达州的家中逝世,享年87岁。
纽黑文大学校长延斯·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李昌钰对该校以及国际法医学界作出卓越贡献,深刻影响一代又一代学生和执法专业人员。
在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曾担任美国所有50个州和至少46个国家的法医专家,并在70多个国家讲学,曾为约600个执法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3月28日,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政法学院、四川警察学院发文悼念。
都要找“那个中国人”看一看
李昌钰1938年出生于江苏如皋的名门望族,他七八岁的时候,全家由上海迁居台湾省。
上世纪40年代末,父亲李浩民不幸在海上遇难,家境逐渐败落。“事实上,我不是一开始就想当警察。是因为家里穷,上警官学校可以免费。”1960年,李昌钰毕业后,在台北警察局当了一名巡警。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李昌钰对鉴识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时,破案全靠刑讯。看到无辜的人被屈打成招,我想,为什么不能用科学证据来破案呢?”
1964年,李昌钰到美国学习。“当时,没有鉴识科学这个专业,后来我索性在纽约大学学分子化学。”他用两年半时间修完了4年的大学课程:法律、刑事、生物化学。随后,又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半工半读10年间,李昌钰做过餐馆侍者、证券行小职员,教过中国功夫,也当过化验室技术员。
1974年博士毕业后,李昌钰决定去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这所学校正要建立鉴识科学中心,需要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来主持工作。“我的导师是一名得了诺贝尔奖的生物化学家,他希望我留在生物化学领域,可我要去做鉴识科学,他气得差点不和我讲话。”
那时,美国警界是白人的天下,他们都看不起这个中国人。“最先和我联络的是律师,我帮他们打赢不少官司后,州检察官专门召集警方开会,说以后所有案子都要找‘那个中国人’看一看。”
后来,李昌钰应州长之邀,担任警局刑事鉴识实验室主任。回到家,他告诉太太:“好消息,从明天起,你可以叫我主任了。”太太问:“年薪多少啊?”“1.9万美元。”太太听了,开玩笑说:“人家的薪水都是越拿越多,你怎么越拿越少?”原来,当时李昌钰在纽黑文大学做教授,年薪已是4.3万美元。“我一辈子都在做傻瓜。”李昌钰笑着说,“在台湾省做警察,前途很好,却辞职到了美国;跟了得诺奖的生物化学家,却去做鉴识科学;教授做得好好的,却去拿不到原来一半的工资……当然,现在很多人又说我是最聪明的。”
屡破奇案
作为最早利用DNA技术破案的鉴识科学家之一,李昌钰利用证据鉴识屡破奇案。其中,震惊全美的“碎木机谋杀案”非常具有代表性。
1986年,泛美航空的空姐海伦失踪了,只在卧室卫生间留下血迹。海伦的丈夫理查德是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3次顺利通过了测谎仪检验。随后,有人提供线索,在海伦失踪那晚看见有人在他家附近拖着一台碎木机赶路,那人正是理查德。李昌钰把调查的重心转移到理查德可能停放碎木机的地方,展开地毯式的搜寻。结果,他们找到56片人骨,2660根头发,85克肉块,1颗牙齿。最终,经过李昌钰和同事们所做的5000多项检验后证实:这些人体残骸都属于海伦。检察官认为证据充足,逮捕了理查德。
从棒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性关系的DNA鉴定,乃至“9·11”遇难者DNA识别,李昌钰参与调查了8000多起案件。在美国,曾有警察问他:“这么多案子,您是怎么找到证据的?”他回答:“我归纳了7种简单方法——站着看、弯腰看、腰弯深一点看、蹲着看、跪着看、坐着看、各种方法综合起来看。”而他没有说的是,他坚持每天工作 16个小时。他家的十几个书房,每一个都是某一类卷宗的资料库……
母亲把13个孩子全都培养成了博士
李昌钰家是个大家庭,他在13个孩子中排行第十一。父亲去世后,母亲王岸佛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地把子女全都培养成了博士,这位了不起的母亲于2004年去世,享年106岁。
母亲对李昌钰要求很严,他小时候不努力学习,就会被罚跪。长大后在美国工作,李昌钰通常7点到达办公室,一直工作到下午三四点。其间,他一般不接电话,哪怕是美国国会的电话,但母亲的例外。
太太宋妙娟也是他坚实的后盾。李昌钰在台湾省当警官时,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姑娘宋妙娟正在台湾省留学,因为签证过期而被带到警局,她可能要被罚款,还要拘留。李昌钰于心不忍,便出面处理此事。
当宋妙娟走进李昌钰的办公室时,李昌钰对她一见钟情。为了能和宋妙娟保持联系,他告诉宋妙娟今天不处理,请她明天再来警局。就这样,两人的感情渐渐升温,最终走到了一起。
他们有一双儿女。孩子们小的时候,李昌钰周末会带他们一起上班。他做实验,孩子们就在旁边做功课。李昌钰本希望能有一个孩子继承他的事业,但现在,女儿做了银行家,儿子做了牙医。
他们告诉李昌钰:“爸爸,世界上有谋生更容易的职业,你这个职业太难了。”李昌钰的做人准则正如他家中挂着的条幅——“至诚信义”。采访中,记者问他:“查案时会不会觉得有压力?”
李昌钰坦言,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被害人的家属。“为了找到我,有人在我家门口一直坐着,或者知道我要坐哪班飞机,就在机场甚至是飞机上找我。”李昌钰知道,找他的人都抱了很高的期望,这是对他的信任;而对待这种性命相托的信任,他唯有“至诚信义”——做事要言而有信,对人要以诚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