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贵贤夫，请寄全身照片一张。”

1952年8月6日，“和琴”将自己对丈夫“光贵”的期盼，留在了一张深粉红色的信纸上，寄去了朝鲜半岛的前线。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将家书交给汪荷琴

这是一位年轻妻子对丈夫朴素的期待。但是她不清楚，“光贵”收到信了吗？

1月29日，汪荷琴当年寄出的家书，跨越73年的时光，终于回到了如今103岁的她手中。深粉红色信纸上，字迹清晰如昨。

“和琴”（即汪荷琴）的家书

“和琴”与“光贵”

1月29日一早，杭州网记者跟随浙江大学校友总会团队，带着这封家书，来到了衢州开化。“和琴”曾住浙江淳安，后移居开化。

“和琴”本名叫汪荷琴，生于1922年7月。

“这封信是托学校老师代笔的。”汪荷琴说，她不识字。代笔的老师在汪荷琴口述过程中，使用了同音、近音的字。同样，信中提到他们的儿子“明生”，是他们的儿子郑明兴。

103岁的汪荷琴，身体还算硬朗，能自己做饭。70多岁的郑明兴说，前两年妈妈还时常住院，今年她的身体变好了，自己陪着她住在村里。

汪荷琴对于家中来了好几位“客人”，非常热情，招呼大家“吃糖，吃果子”。她思路清晰，说话清楚，带着乡音。

汪荷琴家中姊妹众多，她小时候是某家的童养媳，那户人家对她不好，于是她跑到了“光贵”的家附近。多年后，经中间人介绍，两个年轻人认识了。

汪荷琴（图左）与儿子郑明兴（图右）

她的丈夫郑光贵是个什么样的人？

“身高比我高点，他会打猎，”说到这个，老人的记忆“活”了起来，“打野猪、打兔子，打了带回来。”她又补充，“人也喜欢交朋友，跟人家合得来。”

在儿子郑明兴的记忆里，父亲是空白的。“我太小了，没有印象。”记忆的碎片来自母亲的只言片语：父亲常去河里打鱼，打猎背着猎枪出去就是一整天。

1951年3月，郑光贵做出了改变一家人命运的决定：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他自己去报名的，没跟我说。”汪荷琴记得丈夫报名后才告知她，“他说你放心，当兵三年就回来。”

全村有3个人参加了志愿军。离别的场景汪荷琴记得，“村里敲锣打鼓送走的。”

郑光贵临行前和妻子叮嘱了许多事。“叫我在家里等他，不要到别人家去。”汪荷琴说，他承诺三年就回来了，让她不要改嫁。

这句承诺成了她此后一生的坚守。

每月一封的战地家书

郑光贵参加志愿军后，书信成为连接这对夫妻的唯一纽带。

“他每个月都写信来，”汪荷琴说，“一个月一封，写了差不多两年。”她不识字，每次收到信都要找人念给自己听，回信也得托人代笔。

这些每月如期而至的信件，是她生命中明亮的时刻。

汪荷琴（图右）与儿子郑明兴（图左）

跨国的战地家书传递不易，但每月一封的规律，让这对年轻的夫妻安心，他们在信中常聊许多具体的家事。

郑光贵经常在信中让妻子放心。“他在信里说身体好，叫我放心，家里让我弄好。”汪荷琴回忆道。

“我本人生病用去粮400斤，又明生在去年生病也生了二（2）个月，病好后用去粮200斤，明生眼睛又（有）点差了，在天黑时就看不到。”

“本行政村的代耕组把我们代耕的（得）很好，就是缺少肥料不易解决。”

“家中的犁，铁耙一把，……，（得连）说是他的，请来一封信写明白，究竟是他的还是我家的，你总知道的。”

在1952年8月6日这一封信中，汪荷琴把自己与儿子的身体状况、家中耕地与用粮情况、农具的归属……都逐一告诉了丈夫。

当时只道是寻常。这些日常的、朴素的字句，构成了战争年代珍贵的家书。

中断的来信与漫长的坚守

每个月，汪荷琴都在期待中等待着那封来自远方的信。

汪荷琴家书信封

1952年8月6日，汪荷琴像往常一样，托老师给郑光贵7月10日的家书写了回信。这可能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封信。

中华英烈网显示的来自杭州市淳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信息，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的郑光桂，生于1930年9月，1952年10月牺牲于朝鲜。

“桂”与“贵”字的差异，在另一份资料中也有体现。汪荷琴收藏的1952年4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为她颁发的《革命军人证明书》中写：“郑光桂同志係（系）1951年3月参加我军。”

在汪荷琴的记忆里，有三四个月都没等到回音，对于她来说，这太不正常了。

“一封信没到我手上。”汪荷琴的声音低了下去，“后面收不到信，我着急了，到公社去问。”

她没有问出真相。村干部们选择隐瞒这个消息，含糊地告诉她，郑光贵可能工作忙，没时间写信。“后来才说（牺牲了），”儿子郑明兴解释，“可能怕她承受不住吧。”

瞒是瞒不久的。汪荷琴还是知道了，大病一场，病得“门都开不开”。娘家人住得远，她身边只有年幼的儿子。

“我妈妈不跟我说父亲的事。”郑明兴说，自己很小的时候也问过，为什么人家家里都有爸爸，自己没有。“一说到，她就难过，流泪，不说什么。我后来就不问了。”

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学会不问。有些问题，答案太沉重；有些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生活的艰辛却是真切的。汪荷琴独自养育儿子。“她是很能干的人，家里都是她种田干活。”郑明兴说，母亲得过大病，严重到“差点死掉了，抢救回来的”。

直到郑明兴长到10多岁，能帮得上忙了，家里的情况才慢慢变好。

汪荷琴曾经住过与图中类似的房子，后已翻修

儿子郑明兴长大成家后，汪荷琴有了两个孙子，然后是重孙子、重孙女。如今这个家里，四世同堂。

郑明兴的大儿子长大后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去当兵。这决定仿佛一种遥远的回响。“他知道爷爷是烈士，从小就知道。”

郑明兴说，大儿子在部队待了许多年，后来在西北工作、生活，娶了个同样当过兵的姑娘。小儿子没有当兵，“留一个在家里”。这个选择背后，是这个家庭对团聚的朴素珍惜。

汪荷琴对大孙子当兵的选择十分支持，“今年他们要回来过年呢！”汪荷琴十分期待。

对于汪荷琴而言，丈夫的“荣誉”是烈士称号，而她的“荣誉”，是用一生守护一个家的坚韧。

汪荷琴一直没有改嫁。郑明兴说：“（我父亲说）马上回来，叫她安心等，不要去别人家里，就这个意思。”这一等，就是一辈子。

“请寄全身照片一张”

在汪荷琴的信中，有一行字，单独在左侧竖着写，十分显眼：“请寄全身照片一张”。

汪荷琴家书

“可能写过吧，记不清了。”汪荷琴反应很平静。对已经103岁的她来说，许多细节都随着时间模糊了。

郑光贵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当时条件差，照片本来就少，仅有的也“时间长了就黄掉了”。

郑光贵留给家里唯一的纪念是官方发的证明书——1952年发的《革命军人证明书》，和1983年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汪荷琴一直保存着，尽管她看不懂上面的字。

从“军人”到“烈士”，这两张泛黄的纸，被放进了相框里，挂在家中正厅的墙上，十分显眼。

在这个相框下，是家人们的照片，“这张是我奶奶年轻时候的，”汪荷琴的孙子郑升奎指着一张黑白照介绍，“50多岁。”还有一张百岁照。照片上的汪荷琴穿着紫红色的衬衫，抱着重孙，一脸笑容。

汪荷琴与自己的照片

唯独没有郑光贵的照片。那个喜欢打猎、每月写信、承诺三年就回来的年轻人，连一张可供缅怀的影像都未留下。

一封信的跨国旅程

这封信件的归途异常曲折。2018年，韩国国立公州大学副教授金相圭开始整理一些学术资料，后来的几年中，他陆续发现了一些中国人民志愿军往来信件的扫描件。他将家书整理了出来，其中那张深粉红色的信纸格外显眼。

“第一次看到它时，我想到的是我的外婆。”金相圭告诉杭州网记者，他的外公同样牺牲在那场战争中，“无论哪国人，思念家人的情感都是一样深切的。”

他决心为信件寻找主人，“这是一种使命感。我真希望这些志愿军的家书成为韩中两国友谊的桥梁。”

这位曾在浙江大学留学的韩国教授，对杭州有着特殊感情。金相圭也是韩国浙江大学校友会副会长，于是他通过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的网络寻求帮助，希望能找到这封信的收件人。

这条信息很快在浙大校友中传递开来。“一位韩国学者如此认真，我们更有责任传递下去。”浙江大学校友总会副会长张美凤表示。通过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和热心人士的接力寻找，收信人最终被确定，“和琴”依然健在，已103岁高龄。

韩国国立公州大学副教授、韩国浙江大学校友会副会长金相圭

金相圭得知后非常激动，很想来看看汪荷琴，“我想给她一个拥抱。”这次他未能亲临现场，通过杭州网录制了一小段视频。

“汪奶奶，您好，我是来自韩国的金相圭。我本来打算亲眼（自）拜访您，亲手把这封信还给您，但是这次没法见您，对不起。您还健在，我很开心。您，辛苦了。”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受金相圭的委托，将这封信交到了汪荷琴的手中。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桥梁工作。真正动人的是这些信件背后的故事，是像汪奶奶这样普通人的坚韧人生。”

汪荷琴看到了，反复说着：“谢谢，谢谢。”

正如电影《寻梦环游记》中，白发苍苍的老人“可可”依然记着她的父亲“埃克托”，“死亡并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汪荷琴自己用一生的时间，抵抗着这种终极的遗忘。也许，这封信的传递，能让更多人们记住“光贵”。

所有的等待都有了归宿，所有的时光都沉淀为平静

当这封信最终递到汪荷琴手中时，她不识字，只能用布满皱纹的手轻轻摩挲纸面。

对于这封走了73年才“回家”的信，汪荷琴的反应平静得令人意外。没有激动落泪，没有长篇感慨，“写了什么记不清楚了，70多年了。”

汪荷琴与儿子、孙子拿到家书

73年的岁月在她脸上刻下深深沟壑，也磨平了许多记忆的棱角。记者问她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后，有什么感受。

“时间长了，没想法了，我都100多岁了。”

这封信对汪荷琴而言，不是一把打开记忆洪闸的钥匙，而更像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模糊的旧物。这种平静的“淡忘”，恰恰是时间治愈力量的真实体现。

“三年就回来”，郑光贵的承诺落空了。但他不知道的是，那个在家等待的妻子，用远超三年的时间，守住了这份承诺。

一封信走了73年，终于回到了它的起点。时间长到足以让剧烈伤痛平复，让具体记忆模糊，但那份等待本身却成为了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封信的背后，是一位普通中国女性在历史洪流中的漫长人生轨迹。她经历了战争带来的分离，独自抚养孩子，坚守一生，最终在时间中找到了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