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评选会近日在杭州举行，经过评委会评议，最终评选出2025年度浙江考古重大发现10项。

按照年代排序为：金华婺城园上遗址、宁波余姚江桥头遗址、杭州萧山赵家墩遗址、湖州长兴新安遗址、舟山金塘、岱山盐业遗址群、绍兴越城稽中与和畅坊遗址、宁波江北郭塘岙窑址、台州临海凤凰山窑址、杭州西湖神尼塔遗址、绍兴越城宋六陵七号陵园遗址。

金华婺城园上遗址

园上遗址，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清塘下村南部，地处金衢盆地南缘中部，金华江南岸的洪冲积平原和二级阶地交接地带。

遗址发现于2024年1月，由于工程建设对遗址区造成了较严重的破坏，2024年5～12月和2025年3～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遗址进行了两期考古发掘，总发掘面积为2020平方米。园上遗址分布面积约5万平方米，根据地貌特征和文化层分布情况可分南、北两个台地。四象限发掘区位于两个台地之间，地势相对较低的山坳中。

另在北部台地边缘进行了发掘工作，为三象限发掘区。通过调查和发掘，确定园上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上限超过距今10000年，下限为距今4000年左右。

经发掘和研究，目前对园上遗址的年代和性质有了初步的认识。园上遗址第一期遗存属上山文化，跨上山文化早期至晚期，早期和中晚期聚落有明显的分界，这一现象在上山文化中尚属首次发现。

园上遗址的发现是探索浙中地区史前不同时期文化面貌的重要支点，尤其是在河姆渡文化时期遗存的丰富程度上，目前仍是金衢盆地内部“唯一性”的存在。

园上遗址是继浦江上山之后，第二处经正式发掘的，涵盖上山文化早、中、晚三期遗存的遗址。而且园上遗址的上山文化早期与中晚期之间的聚落布局更清晰，是研究钱塘江上游地区早期聚落形态演变的重要遗址之一。

靠近金衢盆地的楼家桥遗址、上山遗址上层及下汤遗址河姆渡文化阶段遗存皆与典型河姆渡文化存在不同，这一现象也表明金衢盆地内部可能存在一种未知的文化类型。园上遗址第三期遗存为研究金衢盆地内部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面貌和性质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河姆渡文化研究的空间和内容。

园上遗址是浙江史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江下游地区从10000年稻作农业起源到8000年中华文明起源，再到6000年早期中国形成过程中的生动缩影。

宁波余姚江桥头遗址

江桥头遗址位于宁波市余姚市三七市镇相岙村施岙自然村东南约300米处的乌龟尾巴山下，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该遗址南距田螺山遗址和西距施岙遗址古稻田均约500米，属于姚江谷地河姆渡遗址群聚落之一。

为了探索与施岙古稻田相对应的聚落遗址，2022-2025年，对该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1265平方米。2022-2023年，主要发掘了遗址西部，并在遗址南部、北部做了局部解剖。2024-2025年，主要发掘遗址东部区域。

4年度共清理不同时期房址、墓葬、灰坑、灰沟、灶址、石墙等遗迹250多处，670多个柱洞，发现了1400多根木桩、竹桩，出土陶、瓷、石、玉、铜、骨、角、牙、木等材质器物1400余件。该遗址堆积厚、延续时间长，主要包括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商周时期、六朝时期、宋代等时期的堆积。河姆渡文化早期堆积主要是稻田层与稻田边缘堆积，仅出土了少量陶片。河姆渡文化晚期包括河姆渡文化三期与四期，主要在遗址西部揭露了大量柱洞、少量橡子储藏坑。
出土的陶器普遍比较破碎，主要有釜、鼎、豆、牛鼻形耳罐、钵、支脚等。

良渚文化时期堆积，主要在遗址东部揭露，发现了灰坑、墓葬与柱洞等遗迹。出土陶器比较破碎，主要有鱼鳍形足鼎、“T”字形足鼎、竹节把豆、红陶罐等，石器有钺、有段锛等。商周时期包含马桥文化、后马桥文化、西周、春秋等时期遗存，遗迹有灰坑、柱洞、木桩等。

马桥文化到后马桥文化陶器有圆锥形足鼎、粗柄豆、细柄凸棱豆、凹底罐、三足盘、觚等。商周时期铜器有剑、戈、斧、锛、削、镞、鱼钩等。石器有斧、锛、凿、刀、破土器、磨石、玦、环等。木器有桨、杵、盘、陀螺、器柄、钩形木器、带榫头木棍等。尤为罕见的是，商周层中出土了两件长江中游肖家屋脊文化风格的玉饰。另外，发现了一批比较丰富的动植物遗存。

相对晚近的宋代堆积也比较丰厚，出土了较多的青瓷碗、执壶、盆等器物，该时期聚落可能是附近大池头窑址窑工的生活区域。

此项目考古发掘，揭示了河姆渡文化到商周乃至以后时期，聚落靠山分布，稻田分布于外围的格局，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时期的村落，大致可以与施岙古稻田的年代相对应。不同时期聚落分布有一定差异，商周时期聚落比史前时期范围变大，并发现的大量商周时期遗存，为细化该区域商周时期文化分期、研究先民生业经济提供了丰富材料。尤其是西周到春秋时期青铜剑、戈等兵器的出土，表明此聚落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等级，不是普通聚落。

杭州萧山赵家墩遗址

赵家墩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赵家墩村，地处湘湖东南侧，北临十字河，地势低洼，海拔高度约4.4米，发掘前现状为种植绿化苗木的农田。

2024年12月至2025年7月，为配合杭州市城市轨道交通15号线一期工程蜀山南车辆基地建设，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萧山区博物馆对该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1950平方米。遗址中心地理坐标为E120°14′44″，N30°06′50″。遗址周边分布有跨湖桥、沈家里、祝家桥、鲁公桥等史前文化聚落。

本次发掘揭露了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元明清等多个时期的遗存，主体年代为马家浜文化晚期。清理各时期房址和柱洞群、墓葬、灰坑、灰沟、陶片堆、池塘等遗迹119处，出土较多陶器、石器、玉器等遗物。
此外遗址中还发现少量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时期遗存，丰富了遗址的年代序列和内涵。

赵家墩遗址是一处以马家浜文化晚期为主体的聚落遗址，聚落结构清楚，遗迹丰富，出土遗物兼具多种文化因素和本地特色，为研究浦阳江流域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以及马家浜文化晚期钱塘江南北文化互动和人群交流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遗址中发现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遗存，也丰富了区域内文化发展序列的材料，其中马桥文化时期墓葬在以往考古发掘中极少发现。

湖州长兴新安遗址

长兴新安遗址位于浙江省长兴县泗安镇禧祉村新安自然村内。西距泗安镇4公里，东距林城镇江家山遗址8公里，东北距长兴县城约29公里，2011年被公布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台地型聚落遗址，年代为新石器时代至明代，四周有水系环绕，中间为台地，台地面积约70000平方米。2023年，经初步勘探，发现地层堆积较为丰富，厚约0.6-2.2米。遗址约3/4被村庄占压，上部文化层被农业生产及村民建房局部破坏，东北部为树林，保存状况稍好。

考古人员严格按照考古发掘申请的面积和位置，位于遗址东北部，发掘面积为1012平方米，在2024年发掘区西、北、东部布方。

共清理灰坑110座，墓葬48座，还有兽骨坑、房址、柱洞（74个）、灶、瓮棺葬、磉墩、红烧土堆积等遗迹。
时代以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崧泽文化时期，商周时期遗迹为主；还有良渚时期灰坑2个，汉六朝时期井2口、灰坑（沟）5处、明代灰沟1条及墓葬5座等。

新安遗址地层自马家浜文化一直延续至商周及历史时期，地层延续，遗迹现象多样，遗物丰富，聚落结构保存完整，是一处较重要史前至历史时期遗址。

发掘区位于遗址东北部，通过2年的发掘，搞清楚了该区域的地层堆积状况及成因；了解了马家浜墓地、崧泽居址区、墓葬区等聚落分布情况。

从地理位置上看，新安遗址处于太湖古代文化东西交流的必经之路上，对于研究马家浜文化的对外交流、崧泽文化的形成及良渚文化的传播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舟山金塘、岱山盐业遗址群

近年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舟山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对舟山群岛地区地下文化遗存进行系统调查的过程中，陆续发掘了几处与海盐生产有关的遗址。经对比研究，目前可推断出，在舟山群岛地区新发现的超200处文物埋藏点以及此前已知的地下文物点中，绝大多数具有盐业遗址的性质。由此，为了更合理地概括出这一特殊地理区位中古代人类特有的生业形式，提出“舟山盐业遗址”的概念。其中，根据遗址分布的具体位置，还可细分为“金塘盐业遗址群”、“马岙盐业遗址群”、“岱山盐业遗址群”等。

金塘庵跟岙遗址位于舟山市定海区金塘镇穆岙村，发现于2023年。本年度为配合新建宁波至舟山铁路（甬舟铁路）工程金塘车站项目开展发掘工作的第二年度，发掘面积900平方米（两年度共计1500平方米）。本年度最为重要的发现，是揭露出相当于良渚文化中晚期的制盐工作面，并通过探沟解剖了解了良渚时期制盐工区土台的堆筑特点。

制盐工作面顶部残存有盐灶灶底13处，个别灶底显示出盐灶的修补与重复利用的现象。

岱山姚家湾遗址位于高亭镇枫树村西笔架山东南麓，发现于2022年。2023至2024年的调查与发掘工作，证实其为盐业遗址，并清理了相当于广富林文化时期的长条形盐灶一处及大量制盐废弃堆积。

本年度最为重要的发现，是揭露出相当于良渚文化中晚期时具有一系列工艺流程的制盐工作面，包括三火塘盐灶灶底、煎盐盘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蜃灰制作区、盐泥（或制盐陶器泥料）堆放区以及一处大型的疑似为卤水处理设施的坑池类遗迹。

部分解剖发掘的区域还发现了更早阶段的制盐工作面，表明姚家湾遗址所代表的盐业作坊，在良渚时期有被多次利用的情况。此外，姚家湾遗址的其他不同区域，还发现有两周时期的制盐废弃物。

比较金塘与岱山这两处盐业遗址，具有如下相似性：第一，地处岛屿内部位于山前坐北朝南的岙口中；第二，最主体的盐业遗存早至距今4800-4600年；第三，同一时期的制盐工区顶面仅400平方米左右，堆筑这一工区的堆筑层结构相同。由于良渚时期的盐业遗址尚属首次发现，其与学界已知的北仑大榭遗址钱山漾时期制盐遗存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异，意味着制盐工艺存在着较大榭遗址而言一个更原始的阶段。

截至目前，舟山境内开展有考古发掘的盐业遗址还很有限，但从调查采集的遗物及土样资料来看，自距今4800年以降至东周时期，制盐活动未曾间断。舟山群岛的盐业考古发现，为研究海盐资源的开发利用、生产制作的溯源及工艺流程的改进与革新，提供了全新的一手材料，是史前至先秦时期手工业考古的一个突出代表。

绍兴越城稽中与和畅坊遗址

稽中遗址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稽山中学，绍兴古城南部，南邻投醪河，前身为宋元明清时期绍兴府学。2024年，为配合学校改扩建项目，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开展发掘工作，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确认遗址内大面积分布东周时期越国宫台建筑和汉六朝时期官署建筑。2025年，稽中遗址被国家文物局纳入“考古中国”主动科研项目，为进一步探索建筑基址的结构布局、年代性质、文化内涵等，考古团队在遗址西北部开展主动发掘工作，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并对2024年发掘区持续剖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遗址西北部东周和汉六朝时期建筑基址密集叠压分布，已揭露出的越国建筑基础，包括各种规格、形制的础板、圆木基础和成组方形、圆形立柱等结构。部分建筑基础高差近2米。基址附近出土大量东周时期建筑构件和少量生活遗物。

汉六朝时期建筑基址整体坐落在越国建筑基址之上，新揭露一组建筑基址历经多次营建，整体面宽近36米、进深约10米，面积约360平方米，由多组东西向础板和圆形立柱构成。配套多条地下排水设施。
遗址西北部新发现东周时期马坑1座（MK2），坑内埋有一匹成年公马，骨架南部遭扰乱，北部头骨和脊椎骨保存较好，尚有部分竹、木材质马具残留。

遗址西北部汉六朝时期建筑基址附近的部分灰坑和水井中出土了大量包括竹简、木牍、封检、封泥等在内的文字遗物和较多瓦片、陶瓷器等，简牍经初步整理，均为官方文书，文字内容涉及“刑、名、钱、粮”等多方面内容。

新发现宋代水井2口，其中J21位于遗址南部，砖壁结构，残深约5米，井内堆积出土宋代多窑口瓷盏、碗、执壶等饮酒饮茶瓷器和较多木桶、木钩等生活汲水用器。

稽中遗址是绍兴历史文化名城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我国古今叠压型城市考古的典型案例。遗址发现的越国宫台建筑和汉六朝会稽郡官署建筑，是绍兴作为越国都城、会稽郡郡治东南首邑的考古实证，为探寻越国都城格局提供了重要线索；新发现的东周时期马坑、宋代水井等遗迹进一步丰富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大量简牍类文物是为浙江考古首次科学出土，为研究汉六朝时期会稽郡山阴县的历史、行政管理制度、书法艺术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进一步确认遗址汉六朝时期官署性质提供了关键线索。

宁波江北郭塘岙窑址

郭塘岙窑址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八字行政村郭塘岙自然村东北，长溪山脉南麓，郭塘河东岸山坡。
宁波市文物部门（现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该区域开展了多次调查与试掘，发现了郭塘岙窑址，该处窑址在80年代被公布为宁波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自70年代以来郭塘岙窑址附近2.5公里范围内已发现3处汉六朝窑址，分别是东汉时期的鸡步山窑址、季岙窑址以及南朝时期的云湖窑址，显示该区域为汉六朝时期重要的窑业集中地。

本次发掘发现龙窑1条，龙窑分窑头、窑床、窑尾三部分，为典型的三段式龙窑。

窑头处还发现烧窑活动面以及顶棚柱洞，窑体东侧发现排水沟、废品堆积等附属遗迹。整条龙窑通斜长22.5米。窑头火膛较大，前窄后宽近似梯形，进深约2.2米，前端有火门，宽约0.6米，后端宽约0.8米，两侧护壁向下倾斜，底部呈长方形。火膛底部至后部窑床上下有近1.2米落差。窑床前部保存较好，其上仍可见窑具及产品；中后段破坏严重，但整体形制尚存，最宽处约3.2米。窑床整体坡度较陡，坡度在22°-28°，窑尾处逐渐平缓。从前部窑床断面观察，为1层砂与1层烧结面反复叠压的结构，共发现4层叠压迹象，推测窑床在使用过程中多次修铺。窑床两侧未发现窑门、投柴孔，中间也没有发现火烧痕迹，推测火膛主要承担了投柴、烧火及通风功能。窑尾仅存3个圆形排烟坑。发掘出土小件标本共292件，主要为窑具及烧造产品。其中窑具包括双足器、三足间隔具、圆形垫饼、覆钵形垫具、筒形支具等；烧造产品包括罍、壶、罐、钵、盆等，釉色以青釉、黑釉为主。

可辨纹饰有水波纹、菱形纹、方格纹、蝶形纹、栉齿纹、窗棂纹、叶脉纹、钱纹等。

重要价值有：时代特征明显。窑的结构与窑内产品显示，郭塘岙窑址应为东汉中期前后龙窑，为浙江地区窑址考古提供了可比较的年代学材料；规模大、结构完整。郭塘岙窑址发现了龙窑完整的三段式结构，其中窑头火膛部分保存较好。从窑的整体长度、宽度，火膛的大小，窑床坡度看，为已发现浙江地区同期龙窑中体量最大、坡度最陡。同时窑址还保留了窑头操作坑、烧造活动面与柱洞、窑体东侧排水沟、废品堆积等，为复原烧窑场景提供了重要材料；产品丰富。东汉时期为原始瓷向成熟瓷器过渡的重要阶段，此次发掘中发现了青釉瓷与黑釉瓷产品共烧的现象，其中发现的黑釉瓷产品已相当成熟。学界对于浙江地区青釉瓷的研究已有一定积累，但对黑釉瓷的研究还并不丰富，特别是黑釉瓷的起源、发展到成熟的历史过程还不明朗。此次发现为黑釉瓷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台州临海凤凰山窑址

梅浦窑址群位于浙江省临海市古城街道梅浦村一带。调查资料显示，该窑址群共包含8处窑址点，分别为后门山、将军山、大爿山、西山亭、瓦窑头、王安门口、西洋门口和凤凰山等，其中后门山窑址于1983年被公布为临海县文物保护单位。凤凰山窑址是梅浦窑址群内的代表性窑址点之一。

窑址坐西朝东，北部、西部和南部为山岭，东部为水田，西侧距永安溪约600米，凤凰山窑址正处于灵江南岸。2024年3月始，因104国道复线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涉及该窑址区域，同时为了解梅浦窑址的产品构成、装饰和装烧技法等信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海市博物馆与临海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对梅浦窑址群内的凤凰山窑址点进行考古发掘工作。2024年度的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窑炉区域、废品堆积区域和窑前作坊区域。

窑炉区域揭露出龙窑窑炉3条，分别编号为Y1、Y2、Y3，为年代不同的龙窑窑炉在同一位置进行不断修整而得以连续使用，时代均属北宋中期。废品堆积区域揭露出丰厚的地层堆积，出土大量瓷片和窑具残块，匣钵均为瓷质，且发现多件釉封瓷质匣钵，时代为北宋中期。窑前作坊区域揭露出釉料缸、坑状遗迹和灶，分别编号为G1、K1、Z1。2025年度的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窑前作坊区域、窖藏区域和码头区域。作坊区域揭露出挡墙两条，分别编号为Q1和Q2。
窖藏区域出土少量铜钱，其中有“政和通宝”、“元丰通宝”。码头区域出土大量瓷片，其中不少为其他窑口产品，包括龙泉窑、沙埠窑、建窑和景德镇青白瓷。

临海凤凰山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在北宋中期存在精粗两类产品，窑址现场所见匣钵均为瓷质，精路产品全部采用瓷质匣钵装烧，并发现多件釉封瓷质匣钵。

鉴于上林湖越窑于晚唐五代地层堆积内陶质匣钵数量远多于瓷质匣钵、早于北宋早期已不再使用瓷质匣钵，梅浦窑应属于北宋中期秘色瓷的再度复兴。而码头区域发现的不同窑口的产品，则说明梅浦码头为各窑口瓷器的集散地，存在梅浦窑外运水道路线，构建起梅浦窑产品流通的环节。临海凤凰山窑址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杭州西湖神尼塔遗址

神尼塔遗址位于杭州市西湖区飞来峰南坡，南临下天竺法镜寺，西接飞来峰峰顶，地势西高东低，分布面积1200平方米。

神尼塔始建于隋仁寿二年（602），为隋文帝下诏修建百余座舍利塔之一，唐·释道宣《续高僧传》载，隋京师延兴寺高僧慧诞护送舍利，起塔于杭州天竺寺，舍利塔应以寺名名之，即天竺寺舍利塔。吴越国天福四年（939），钱元瓘命“中直都”官兵从天竺寺开山路至神尼塔，并建观音殿。北宋·郭祥正《和杨公济钱塘西湖百题·神尼塔》诗作中将之定名为“神尼塔”，并沿用至今。清康熙帝拨款重修下天竺寺，神尼塔亦在重修之列，其圮毁时间可能为清末至民国初年。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神尼塔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400平方米。2025年6月至今，继续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800平方米。

清理出地宫、塔基、建筑基址、假山造景等宋至清代遗迹10余处。出土遗物300余件，以建筑构件为主，其中有一批吴越国时期的柱础石，另有少量瓷器和铜钱。宋代遗迹为地宫、台基及踏道。地宫位于塔心室下，西、北、东三面由修整的基岩围合。

地宫为竖穴式，由三层石板砌筑而成，平面方形，边长0.86、深1.3米。地宫盖为方形盝顶，边长0.85、高0.40米。台基及踏道位于塔基东部，台基仅残留东侧一段底层包边石，露明面修凿较平整。踏道设于台基东侧边外，两侧用香糕砖包边。

清代遗迹有塔基、塔院建筑基址、上山道路等。塔基位于台地中部偏南，平面呈八边形，北部、西部直接利用山体基岩，边长5.3～5.5米，底部平铺土衬石，残存2～4层石砌包边，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边设踏道。塔身平面呈八边形，边长2.8～3米，基岩不及处以石、土交替铺筑四层，其上铺筑找平层，再用砖砌筑塔身。塔心室基体在废弃堆积上铺筑找平层，继而以残砖铺就地面。塔门设于塔身东南，仅存门道西部。塔身外沿台基可绕塔环行，台基地面以卵石满铺。

塔院建筑基址由三开间四面围廊房址、三开间双面廊房址和假山造景等组成。此外清理出从下天竺到塔院的上山道路。本年度发掘，初步了解了神尼塔及塔院的基本格局，明确了舍利塔自创建伊始形成自下天竺上山入塔院的观瞻路线始终延续，塔基巧用石灰岩山体营建，提高了建筑稳定性。宋代地宫纪年文字的发现，明确了神尼塔于北宋熙宁三年重建，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吴越国时期的柱础石，推测当时曾建有相当规模的建筑，是研究吴越国时期的建筑特色及营建技艺等的考古学依据。

清代早期神尼塔推测为八角单筒仿木结构楼阁式砖塔，其塔院的建筑空间布局，以“园林景观”为主旨，注重庭院内的景观配置，利用塔、厅、假山等营造园林环境，通过远借西湖美景，将这一人文景观与西湖山水自然环境相融，为探究遗址与西湖山水环境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又一典型范例。

绍兴越城宋六陵七号陵园遗址

2025年，宋六陵陵园遗址的田野发掘工作主要围绕北陵区七号陵园区域进行，发掘面积500平方米，揭示了七号陵园的石藏、献殿等中轴线主要遗迹。此前发掘的南陵区六座陵园，均坐落于向西北延伸的低矮缓坡、仰对东南面山峰，艰难地应和宋代陵寝所行“角音姓利”之“东南仰高、西北地垂”的堪舆理论。七号陵园则独立于陵区东北角山岙内，北靠雾连山，左右山峦掩抱，居高临下，面朝东南诸峰，格局大不相同。

七号陵主墓石藏（宋陵M7）近方形，边长9.5米，形制、规格与南陵区一号陵园等石藏相近。石藏四壁由大石板构成。经钻探可知，石藏现存内部深度约2.8米，底部亦为石材构造。石藏土圹上方，发现3处方形磉墩遗迹，由粗大的石块混合砂石土夯筑而成。可知，石藏上方应为单开间的龟头殿建筑。

紧贴龟头殿南侧为献殿遗迹。献殿台基由夯土筑就，夯土呈红褐色，致密、较纯净，残存厚度约0.25-0.35米。台基内设有16个磉墩，磉墩平面呈方形，边长约为1.4米，磉墩4横4纵排列，应为三开间、三进深的柱网结构。紧贴献殿台基南侧保存有结构紧密的砖砌包边，包边南侧发现平铺砖遗迹，应为献殿南侧庭院内砖铺地。

在献殿东、西两侧均发现南北向长条形夯土台基，根据其上磉墩遗迹分布，推断为陵园两侧回廊或厢房基址。两廊各通过东西向的短连廊与献殿南端相勾连。连廊上各设4个磉墩，平面为方形，边长约1米。在献殿与两廊之间，各保存一组排水管及蓄水池遗迹。东侧排水管为陶管套接，西侧北部为砖砌排水暗沟、南部为陶管。

综上，北陵区七号陵园主体建筑献殿、龟头殿石藏两侧存在相应的附属建筑及设施，为中轴对称布局。结合调查和钻探工作，可知在献殿基址以南，还存在大范围的砖石建筑遗迹，应与陵园的门殿、仪门等建筑相关。

七号陵园遗迹现象较复杂，石藏墓室独立于献殿台基北侧，且两者主轴线存在明显角度差。结合其他遗迹现象综合分析，七号陵园遗迹可分为两期。南宋皇陵营建以前，该区域存在原有建筑群落，包括献殿、附属建筑及设施等；南宋皇陵营建之后，此时建筑群落布局存在两种可能性：由原有建筑群落与龟头殿石藏组成、由献殿与龟头殿石藏组成。

宋六陵陵园遗址考古工作自2012年开始实施，已大致厘清了南陵区内南宋前期六座帝、后陵园的主要结构。这一阶段的帝、后陵建设遵循北宋皇陵五音姓利堪舆思想和营造方式（“制度”在此已严重缩水），采取东南仰高、西北低垂的地形选址建造。到了南宋中晚期，尤其在宁宗永茂陵的选址和营建时，为适应当地的地理环境，皇陵选址于泰宁寺山地，当时朝论号称“储之数百年以俟今日之用”，可见它的选址理念与之前各陵迥然不同。这也意味着，“角音大利向”在南宋后期被彻底放弃，攒宫也同时变成实质上的“山陵”。固然目前尚未能确知七号陵园的具体归属，但它已清晰地呈现了自永茂陵起，南宋中后期发生的这一重要转变，至此更多地折射出了南方政治群体对于南宋帝陵攒宫制度的改造。未来将继续深化宋六陵大遗址考古工作，结合水陆交通、市镇建设、建筑材料等问题，全面揭示和阐释南宋皇陵的文化传承与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