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深之外,为什么总是杭州?
潮新闻讯 我们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方位?
“十五五”时期,是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决定性阶段。作为省会,杭州也进入了基本建成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决定性阶段。
方位决定使命,格局关乎未来。面对“浙江的杭州、中国的杭州、亚洲的杭州、世界的杭州”这一重要要求,杭州如何以世界一流的视野与担当,在关键处落子、在要害处发力,不仅关乎一城之进,更关系到能否以“一马当先”引领全省“万马奔腾”的发展大局。
我们走进杭州,观察其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战略思考与实干路径,解读这座“头雁”城市如何以产业进阶,回应时代的叩问、担起领跑的使命。
在近日召开的杭州市两会上,“创新”一词被反复点名。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时,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刘非强调,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这一核心变量,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塑造新优势。
这一表态,指向的并不只是物理层面的技术创新,更关乎一座城市能否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创新能力。
在2025年中国的创新城市榜单上,北京、上海、深圳占据前三,几乎无人意外。
相形之下,杭州常被放在一个模糊的位置:不是领跑者,却始终在场。
科研院所数量不占优,顶尖高校不扎堆,却在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中,连续多年稳居第一梯队。2019年和2021年,杭州曾以明显优势位列全国第二;到2025年,杭州以74.37分排名全国第四。6年时间里,杭州4次进入前三,其余年份也始终稳定在前五区间,排名在第二、第三、第五、第四之间反复波动。
这一波动,与评价体系和参与城市范围的变化密切相关。2019年至2022年期间,北京、上海未被纳入该评价的常规排序,其间杭州主要位于第二、第三名区间。自2023年北京、上海纳入排名后,竞争强度明显提升,杭州排名回落至第四、第五位。随着评价体系持续收紧、城市竞争加剧,杭州虽有波动,却始终未被甩出第一梯队。
在不走传统科研强市路线的前提下,杭州如何保持长期稳定的创新表现,成为理解这一排名变化的核心问题。
排名跌宕起伏,杭州依然稳住
如果只看名次,杭州在近两年的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排名中位列第四,并不算最“耀眼”的存在。
把时间轴拉长,杭州的表现反而更耐看。
自2019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开始按年度发布《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以来,整整6年时间,杭州始终稳居第一梯队,排名从未跌出全国前五,其中4次进入前三。看似起伏,背后却对应着评价体系和竞争格局的持续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至2022年的评价中,北京、上海并未被纳入常规排序,榜单前三名主要在深圳、杭州、南京等城市之间展开。自2023年起,北京、上海进入评价体系,参与城市范围扩大、竞争强度显著提升,杭州的名次随之回落至第四、第五位区间。这种变化,并非杭州“退步”了,而是评价框架整体升级后的结构性调整。
在创新竞争不断加剧、评价体系持续收紧的背景下,杭州的稳定性,本身就不寻常。因为在这6年间,评价逻辑已经改变。
从2019年到2025年,国家创新型城市评价开始转向——从强调“创新资源的规模与存量”,转向强调“创新体系的运行效率与成果转化能力”。换句话说,问题不再是“你有多少实验室、多少经费”,而是这些资源,是否真的转化成了产业能力和发展动能。
这一变化,对不少城市构成了“压力测试”。
一些科研资源高度富集、顶尖高校和国家级院所扎堆的城市,在“成果转化”和“产业引领”指标上反而承压;而杭州,这座并不以“科研资源第一梯队”著称的城市,却在新框架下优势愈发明显。
这也是为什么,在72个纳入评价的国家创新型城市中,杭州能够与北京、上海、深圳一同,长期稳居第一梯队——它的创新能力,不依赖单点爆发,而建立在可持续运转的制度基础之上。
74.37,与其说是一次排名结果,不如说是这条长期趋势线上的一个刻度。
科研不占优,杭州靠什么创新
在不少城市,科技创新仍被理解为一场“投入竞赛”——科研经费够不够多、平台建得够不够大、项目铺得够不够密。但杭州走的,并不是这条路。
杭州很难复制“高投入堆科研”的传统模式,但并未放弃,它的选择是把创新当作一项需要长期运转的系统工程,通过制度设计和组织方式,把分散的技术、资本与产业要素“组织起来”。
这一点,也正在被国际视角捕捉到。《自然》杂志在报道DeepSeek团队时提出,如果只用论文数量或高校规模衡量中国创新中心,结论很可能失真。文章点名杭州,并非因为科研机构最多,而是因为技术正以更快速度进入真实世界。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在《2025年AI指数报告》中,同样未简单以论文或算力指标排名城市,而是从产业转化、应用扩散与治理能力等维度综合评估,将杭州视为“中国AI第一城”。
杭州将空间、政策与产业节奏作为治理工具加以协同。在城市西部、阿里巴巴园区周边,通过梦想小镇、人工智能小镇、云栖小镇等载体,构建起一条高度集约的创新走廊,使创新活动嵌入日常生产和生活场景,而非以“专项行动”的方式存在。
在这一组织框架下,一批前沿企业完成了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化落地的跨越。强脑科技从波士顿回流杭州,在人工智能小镇实现商业化;DeepSeek、宇树科技等企业,也在早期阶段就获得空间、政策与产业协同支持,并在较长周期内完成技术迭代。这些成果并非单点爆发,而是同一组织逻辑下的连续产出。
一位脑机接口企业创始人直言,若简单套用互联网时代“快回报、快上市”的投资逻辑,往往会伤害真正的硬科技企业。杭州的选择,恰恰相反:引导耐心资本、保持有限干预,由政府搭建平台、完善生态,而非替代市场作出判断。
这也构成了杭州创新路径的核心特征——不靠扎堆科研取胜,也不押注单一技术,而是通过持续的组织能力,把创新要素稳定地运行在同一条轨道上。
不必复制西方路径
站在“十五五”的时间节点上,杭州面临的已不只是“能不能创新”的问题,而是在不复制西方科研主导型创新路径的前提下,能否从创新能力突出的城市,迈向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
与“十三五”“十四五”时期相比,“十五五”的核心变化正在于创新逻辑本身的转向:不再仅以科研经费和实验平台规模作为主要衡量标准,而是强调能否持续产出“方向性创新”,技术能否稳定转化为产业。
这一变化,恰恰对应着全球科技体系正在显现的分化趋势。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创新路径以基础研究和科研机构密集为核心,资本高度主导,强调论文产出、学科突破和科学发现的原始性。这一路径在科学革命和基础理论突破中成效显著,却也逐渐暴露出成果转化周期长、工程化能力不足的问题。
2024年,中国在应用科学领域的科研产出占比已超过一半,而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占比普遍不足三成。这并非科研能力高下之分,而是投入取向的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更强调工程导向和产业目标;而西方体系则长期将重心放在基础研究之上。这种差异,已经在电动汽车(占全球产量70%)、生成式人工智能(2014年至2023年间申请超38000项,是美国的6倍)等关键领域转化为现实竞争力。
像DeepSeek、宇树、群核这些企业不再是“实验室奇迹”,而是在真实产业场景中跑出来的技术,具备从“应用领先”走向“方向影响”的潜力。这些案例并不指向某一项被“押中”的前沿技术,而共同呈现出一种更重要的能力:城市对创新过程的长期组织力。
在全球科技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杭州的意义,并不在于“押中”了某一项前沿技术,而在于打破西方主流创新模式的“车轮”,自己开辟出了一条创新路径。
杭州并非“只此一家”的限量款,而是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逻辑。正因如此,杭州近年来涌现的一批创新成果,开始进入国际学术期刊、全球技术榜单和海外媒体的视野。它们并非依靠单点突破“惊艳世界”,而是在持续积累中形成整体独特的“中国式”竞争力。
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创新的关键已不只是“谁先发现”,而是“谁更能组织创新”。杭州的目标,不只是能否继续留在榜单前排,而是能否在更高维度上回答:一座中国城市,是否可以不复制西方路径,也能持续成为创新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