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快报讯  2025年7月5日18:15，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原院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王祖耆先生，因病在杭州逝世，享年98岁。（耆：读音为qí）

王祖耆先生是第二任院长，网上有关他的资料并不多，时任院办主任的孙巨人曾总结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杭电退休教师郝丽萍评价他：真正的高风亮节，廉政亲民。

带头起草致美国总统公开信

与钱学森同船归国

橙柿互动记者联系了杭电退休教师郝丽萍，她曾在王院长生前对他有过一次简短的采访。郝丽萍说，当时老院长提起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当年与钱学森同船回国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留美学者的“归国潮”有两次。第一次从1949年8月新中国即将成立开始，到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发布明确禁止学习理、工、医、农的中国留学生离境的法令。第二次从1954年7月美国逐渐放松和撤销对中国留学生的禁归令开始到1957年，约有200人回国。

这期间，中国留学生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两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撤销限制中国留学生离境的命令。第一封公开信是梁晓天执笔，而第二封公开信由王祖耆带头起草，9名美国中西部中国留学生参与签名。

1954年秋天，美国政府终于允许一部分中国留美学者回国，为了抓住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王祖耆主动中断了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业，携刚结婚不久的妻子，毅然踏上了回国的船。

据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许国志》（2012）记载：1955年9月15日，从旧金山起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是第二波回国高潮中留学生人数最多的。乘坐这条船回国的有钱学森（蒋英）夫妇、李正武（孙湘）夫妇、许国志（蒋丽金）夫妇、王祖耆（沈学均）夫妇等24人及6个子女共计30个中国人。因为钱学森在这条船上，很多记者纷纷想采访钱学森，所以这条船成为当时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在洛杉矶起锚后，为了便于联系，王祖耆编辑了一张30人的“克利夫兰轮第六十次航行归国同学录”名单，并动手刻板和油印了几十份，分发给大家。

郝丽萍告诉记者，王院长在美时期应该就与钱学森认识，在九龙候车期间，王祖耆和另一位留学生担当起钱学森的贴身“兼职保镖”，一左一右，寸步不离。

1955年10月，“克利夫兰总统号”经香港到达深圳，一船爱国游子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0月10日，钱学森、王祖耆一行30人到达广州，同学们向媒体提交了“广州公开信”，题目叫《向祖国致敬》。

这封公开信发表在当时广州地方报纸上，全文400余字。

“在那最艰苦的解放初期，我们身在海外，无法来尽我们应尽的责任。今天却回来分享这做一个新中国人民的光荣，实在非常惭愧.......我们要全心全力在英明的政府的领导下，来参加建国工作，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迈进！”

抗战胜利前先后逗留过12个城市

出国留学是他报效祖国的开始

王祖耆出生于1927年12月，江苏无锡人。童年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不到十岁就开始逃难，逗留过12个城市，转了三次小学四次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考上上海交通大学。

1947年，王祖耆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次年6月5日，上海爆发反对美帝的大游行，因国民党特务捣乱，许多大学生被挡在校内。

郝丽萍说，当时王祖耆参与校报编辑工作，趁特务不注意，赶到外滩游行集结地了解情况，进行采访。外滩的斗争十分激烈，特务冲散学生队伍并抓住了他，用手枪柄狠打他的头部，他的眼镜被打掉了，鲜血直涌。特务以为他活不成了，把他撂在了外白渡桥，幸好被附近医院的医生救起，保住了一条性命。后来国民党特务开始四处抓捕进步学生，警察局闻讯后追查，在社会进步人士接应下，他才得以转移。

交大回不去了，书也读不成了，怎么办呢？郝丽萍说，当时正好有亲戚关照他去美国，于是他毅然决定出国学习。

“可以说，出国是无奈，但也是他报效祖国的开始。”

老同事：

他很儒雅，平易近人

又是个很“小气”的人

回国后，王祖耆服从国家分配，在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今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工作。1980年，他作为7名骨干之一被派遣到杭州，援建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先后担任教授、党委委员、副院长、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等职。

郝丽萍1977年进入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教授政治，后从事学生工作。在她记忆中，王院长是个很“小气”的人。

“当时和领导接触少，只听说他行事低调，从不占用学校资源。据当时的车队队长余志成回忆，好几次他的夫人沈老师要去上海办事，都是自己购买车票，有时候因为赶时间，需要车队派车接送，王院长第二天就到车队结账，一定自费解决。

“第一次见到他，我只觉得他很有气势，戴副眼镜，又很儒雅，见到大家会一一打招呼，有一次他还问我的工作情况，我很诧异领导竟然知道我的名字，他很平易近人。”郝丽萍说。

据时任院办主任孙巨人的回忆：王祖耆教授在任院长期间，狠抓基础建设，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各项事业向前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我校的国际学术交流和教师出国进修和访问工作，起步早，活动多，在浙江省名列前茅，不少外事活动要得到王祖耆夫人沈学均副教授(在原杭州大学旅游系任教)的帮助和参与，沈学均副教授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外孙女，对这一社会关系，王祖耆从不提及。

孙巨人介绍，王祖耆院长还曾任浙江省政协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政协常委，他积极参政议政，1988年4月院长任期届满后，担任第四届浙江省侨联主席、党组书记，主持省侨联工作，为浙江省和全国侨务工作付出了努力。

“1993年至2003年整整10年间，王祖耆院长受聘为中国电子学会资深会员工作委员会顾问，资深委的工作会议和学术研讨会，他总是积极参加，为调动、发挥资深专家的作用献计献策。可以说，王祖耆院长是资深委顾问中参加活动最多、顾问时间最长的三人之一。” 孙巨人说，他还是中国电子学会会士，曾任中国电子学会《微波学报》杂志主编，微波学会委员、电子教育学会委员，为我国电子科技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亲眼目睹国家的磨难

事实证明我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王祖耆院长曾在采访中这样回忆自己的一生：

我一生经历中，早期是颠沛流离，出生在无锡，不到十岁日本鬼子打来了就开始逃难，无锡老家的宅子在战火中毁于一旦。抗战胜利前我逗留过12个城市，转了三次小学、四次中学，抗战胜利后考上上海交大才算稳定下来。我亲眼目睹国家的磨难，深知没有国家的独立哪有自己的小家？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交大就参加了进步学生的社团“创社”。那个时候我就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立志要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而学习，所以出国留学是我报效祖国的开始。回国后也经历了很多，看到最后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纠正了左的错误路线，国家实力迅速壮大。

事实证明我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想过个人要获得什么利益啊，头衔啊，但是党和国家还是给与我很多，我能安度晚年，心里十分感激。回顾一生，可以说一生无悔!

郝丽萍告诉记者，在得知王院长逝世的消息后，她就知道一定不会举办追悼会，“这符合他的行事风格，低调沉稳，我们在心里默默怀念，是对他最大的尊重与敬意。”

王祖耆的儿子也因父亲生前行事低调，婉拒了记者的采访。他说，父亲的离去令全家陷入巨大的悲痛和无尽的哀思。他的一生，是追求光明、矢志报国的一生，是献身教育、鞠躬尽瘁的一生，是品德高尚、风范长存的一生。